中国好公司?《中国好声音》和它贩卖的产品加多宝冠名费或6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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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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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发表于: 2012-08-26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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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王月贵清晰地感受到了。他说，他觉得现在大家对加多宝冠名该节目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加多宝和广药的争夺战。

　　对观众而言，节目的成功依赖于“项目”的管理、运营团队能够开发出好的产品——声音。但对加多宝而言，其成功与自己的付出不无关系。“其实是合力，是双赢。”

　　之所以如此定性，是因为加多宝除了项目投资人之外，足以配得上“项目合伙人”这个身份。

　　“从开始的权益谈判，到后期的利用线下、终端、网络做推广。加多宝实际上是一个参与者、一个合伙人。不同的是加多宝没有参与节目制作，只做了自己擅长做的。”王月贵介绍说。

　　他还强调，加多宝一贯的风格是：确定了一件事，并不是看着对方做、不是盯着对方说你没有这、没有那，而是“一起来做”，不是把钱扔给对方就不管了。浙江卫视作为媒体，线上是它的强项，但线下绝对是加多宝的强项。组合起来，影响就会变得很大。显然，这种执行，从上而下。所以，“正宗凉茶、中国好声音”很快就出来了。

　　事实上，《中国好声音》的每期节目，镜头总会在加多宝凉茶上稍作停留，也会有哈林“砸你一罐加多宝”的“真情流露”。当新金融记者去质疑加多宝“植入广告”时，王月贵当即否定——“没有，完全是随机的。是在那样的情境下，导师们的正常反应。当然，在现场摆放产品，是加多宝作为投资人的权益。”

　　王月贵坦言，因为版权来自荷兰，在谈“权益”的时候，浙江卫视、灿星、版权方代表、加多宝四方是在一起谈的，有些环节还跟荷兰方面进行了现场沟通。最终实际上是互相理解、互相妥协的结果。索性，《中国好声音》中的很多元素与加多宝凉茶的元素不谋而合。除了正宗，还有红色、黑色。

　　如果说加多宝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人，用较短的时间做出了明智的判断。并在第一时间投入线下推广，使得《中国好声音》能有立体化的呈现，并最终促成了项目的成功。

　　那操作这个项目的“公司”也自然是个好公司——它寻找投资人的眼光、它为投资人量身定制的回报方案、它最大程度地为投资人提供资源等，这些都是促成投资人豪掷千万的理由。正如王月贵所言，“有时候，盈亏之间是需要去平衡的，它是一种科学、一种理念、甚至是一种艺术，全在自己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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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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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发表于: 2012-08-26

收益

收益

　　《中国好声音》在舞台上营造了一个被好声音、梦想、坚持、热情填充鼓胀的音乐乌托邦，而在台下，盈利模式、风险承担、利益分配早已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制作方、电视台、广告商、导师、学员之间有一条非常严肃清晰的利益纽带，在这个层面，作为挑选声音的“产品经理”，从挑选、包装、上市，伴随每个环节的推广，他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营销这些“好声音”，让他们在每个环节都能产生价值。

　　在杨坤看来，这些“好声音”的确是有价值的，但是他更愿意给自己定位为一个伯乐，“如果非要给我一个角色的话，我应该是一个伯乐，我可能挑到的不都是千里马，有的还有不足，但我坚信我选的每一个学员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在我们师生共同努力下一定能跑得更远。”

　　在四位导师中，杨坤是一个纯粹的“个体户”，他的杨坤工作室是一个自负盈亏的公司，作为老板的他也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选择优秀的“好声音”签约自己的工作室。

　　“的确考虑过这个问题，但签约还是挺复杂的，我和工作室的高层讨论过看重的人才，但具体程序还是要经纪人去谈。”

　　而对于《中国好声音》要成立经纪公司的传言，杨坤表示听说过，但不清楚具体情况。

　　不管怎样，杨坤已经是赢家了，因为《中国好声音》，他的身价至少涨了10倍，微博粉丝猛增至140多万，“杨32郎”、32号战袍、还有因为演出商追加价码已经不止32场的个人演唱会……

　　故事创新经济危机

　　秀场危机下的“好声音”创意

　　就算夹杂着各种荒诞事、奇葩人、生意经的音乐大秀场垮台，好声音也一直存在。好生意也是。

　　这个秀场，在《中国好声音》火爆之前，另一个由灿星制作、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达人秀》，曾在总决赛中达到了全国收视率5.7%的纪录。

　　再次炒高的收视率并不意味着这片市场的持续火热，这也许只是一种幻象。

　　事实上，无论怎么看，歌曲选秀市场都和当下不景气的经济环境堪有一比。前者绯闻满地、乱象丛生，糟糕的创意罗列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丢人现眼，其中的潜规则和丛林法则几乎注定了每个节目生而赴死的结局；而这正是后者鲜明的写照——哪一家公司不是在有“特色”的环境中巧取豪夺地赚得第一桶金，经济危机下的信任危机又何尝不是各种丛林法则和坏创意造就的成果；人们像厌倦无聊又吹嘘的收视率一样厌倦经济指标，而那些好公司——哪有好公司？好比人们会相信哪个选秀节目没有潜规则？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模式之一在于真正的制播分离——由专属公司制作节目，卖给电视台进行平台播出。“这也是一家好公司应该具备的特点之一：知道自己能干什么，需要外包什么产品，以便让成本最小化、利益最大化。”星空文化传媒首席执行官田明说。

　　除此之外，让《中国好声音》从歌曲选秀这片糟糕的蓝海中脱颖而出的缘由，还在于它的真实性——那些释放出的好声音，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屏蔽了“以脸选人”这种幼稚的规则。就好像人们很久没有见过真的东西——假报表、假财务、被披露的假信息，甚至是假的产品——要知道，一个接近“真”的公司，确实是大时代下人们好奇心所追逐的对象。

　　而每个选手都能心酸地吟咏出一段与音乐有关的梦想和故事，田明称其为“符合中国年轻人的梦想。”但这些令人潸然泪下的桥段，在微博上总被冠以对选手的“包装过度”。

　　“什么是包装？这不是包装出来的。”田明说。

　　但无论是否在乎被指为过度包装，《中国好声音》也算暗合了经济危机下那些被券商包装上市的公司——他们总是在一段时期内特别有人气，不过，但愿好故事能一直讲下去。

　　新金融：歌曲选秀类节目在国内实际上已经不景气了，你们当时是怎样考量购买《荷兰好声音》版权的？

　　田明：实际上，虽然选秀类节目整体来说不是很景气。但《中国好声音》具备了三大看点：一是草根真人秀的看点，这点和《中国达人秀》如出一辙；第二它还具备了明星看点，这一点又比较符合《舞林大会》的看点；第三点还有把老百姓变成大明星，把大明星还原成老百姓的看点。它实际上将现在比较火的几个节目的看点进行了一个融合。

　　新金融：“好声音”带回国内后，针对国内的市场和观众群，做了哪方面改变？

　　田明：这个节目的模式只是一个壳，我们做的还是国际模式，中国表达。在《中国好声音》里，我们很注重选手背后的自信与自强，除了歌声，还有更高的一层价值追求。因为不管是《中国达人秀》还是《中国好声音》，我们拿到版权后，都加入了很多的中国元素。比如更多的情感和故事元素。这是中国观众不同于老外的看点。老外的这类选秀，总是爱看很多奇特新鲜的玩意，但中国人不喜欢这个，中国人重情义，总是爱听故事。

　　新金融：你们将选手的故事在这里放大，并试图用观众“重情义”这一点来推广选手？

　　田明：我们首选的当然是歌声，另外就是选手的故事。故事吸引人的地方在哪里，传递什么样的正能量，整体来看《中国好声音》就是一个大的故事。我们也会对不同选手的性格特点进行进一步的描述。

　　新金融：有没有一个团队，来负责包装选手背后的故事？

　　田明：这种故事，不属于包装，每个VCR都有故事，这些故事都是这个人的点而已。

　　新金融：从荷兰购买版权后，《中国好声音》的制作就脱离了模式方了么？

　　田明：荷兰方面参与到《中国好声音》的制作。也就是模式方，他们当时派了两个人过来，帮助完成的节目制作，这两个人相当于监理的意思。

　　新金融：合作中的分成模式，是中国独有么？这种分成模式以后还会在哪个节目上做推广？

　　田明：我们之前，实际上和东方卫视也采用过这种对赌的分成模式。包括《中国达人秀》、《舞林大会》，我们要在这两个节目上将分成模式做推广尝试。这种模式，全世界只有我们采用，其他的一般都是委托制作，收视奖成。因为模式方只把节目的壳给你，怎么赚钱是你自己的事情。当时这种模式是我们提出并原创的。

　　新金融：网传今后你们要借这档节目组成新的公司，好像湖南卫视(微博)借《超级女声》成立天娱。

　　田明：我们今后会有音乐公司，但这种利润不是简单的分成模式。

　　就是产业链合作，从节目到后期的音乐产业链的整体合作。和天娱还不一样，不过我不了解天娱。

　　新金融：导师们在出场费的问题上也颇受关注，他们最终参与到这个合作的哪个环节，会有怎样的利益兑现？

　　田明：实际上，出场费的问题是，我们有自己的合作分成模式，并且这种合作会很长久，但不是按照导师的出场费来计算的，具体的细节不便透露。但整体来看，不是外面传言多少分成，多少出场费，不是这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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